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已經對中國乃至全球人民的健康和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影響和損失，已經成為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巨災”。傳統上，人們對巨災的定義主要限于自然災害，后來擴展到人為災禍如大規模恐怖襲擊。對巨災風險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對自然巨災的研究，如地震、洪水、臺風等。但我們看到，大規模傳染病的暴發同樣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并且其影響方式和自然巨災有著顯著不同。因此，我們需要對大規模傳染病發生的風險進行專門的研究和采取更有針對性的應對策略。

巨災風險是指由巨災引起的巨大人員傷亡或財富損失不確定性的，包括災害發生的可能性、可能達到的破壞程度和可能造成的損失程度。根據這樣一個對巨災風險的理解，大規模傳染病風險無疑是一種巨災風險。首先，它的發生具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也就是一個小概率事件。例如根據有關模型的分析，像1957年那樣導致近百萬人死亡的“亞洲流感”大約40年發生一次；像1918年那樣導致全球數千萬人死亡的“西班牙型流感”大約475年發生一次。其次，大規模傳染病一旦發生就可能會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我國政府除了對重點地區進行了緊急救助外，對全國幾乎所有地區都采取了空前嚴厲的防控措施，多個省、市、自治區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很多地區和行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基本陷入停頓。應該客觀地說，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已經在短期內給我國人民的正常生活、社會活動特別是生產活動帶來了巨大影響，經濟損失是巨大的。例如，我國政府各級財政截至2月6日，已經安排了疫情防控資金667.4億元，其中中央財政170億元；截止到2月19日，各省區醫保部門提前撥付定點醫療救治機構專項資金為171.79億元。然而，最大的經濟損失還是來自于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導致的生產經營停頓而帶來的間接損失。保守估計，疫情的影響導致我國第一季度GDP的增長率減少一個百分點的話，意味著減少了2000億元的國內生產總值。因此，像新冠肺炎這樣的大規模傳染病的確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災害。

和自然災害及人為災禍不同的是，大規模傳染病具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征：成災具有漸進性；損失的不確定性更高；間接損失遠大于直接損失；對病毒的未知所導致的恐懼和恐慌；非物質損失巨大。事實上，大規模傳染病帶來的非物質損失或許更為巨大，并且是難以估量的。例如，疾病對人們健康的影響，投資者信心的下降，特別是學校可能會停課達數月之久，使數以千萬計的學生中斷學業。

自2003年“非典”發生后，我國在對大規模傳染病的防控方面作出了很多積極努力，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和相關防控機制建設方面。但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表明，我國仍然需要加強對發生大規模傳染性疾病的風險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并制定更為有效的應對策略。

在風險分析方面，我們需要針對大規模傳染性疾病風險的特征，在事前、事中、事后三個階段加強對此類風險的分析，為防控疾病大規模流行、制定科學合理有效的應對策略提供依據。事前分析是指應該加強對大規模傳染病發生的風險因素進行分析，如人員流動、環境變化、生活習慣、工作及生產方式等，力爭從源頭減少傳染病大規模流行的可能性；事中分析就是應加強傳染病發生期間對未來疫情變化和發展趨勢作出及時預判，以幫助社會各方和政府及時調整應對策略；事后分析是應該特別注意加強的一個環節，主要是指對疫情造成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影響進行全面評估，包括直接的和間接的，物質的和非物質的，這樣會有助于我們在大災之后科學地總結經驗教訓，為未來對重大傳染性疾病風險的防控提供參考。

在應對策略的研究方面，應該說我國目前已經擁有了一整套適合國情的、行之有效的應對大規模傳染病暴發的體制基礎和機制建設，如已經建立的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響應機制、建立在中央政府領導下強有力的全社會聯防聯控機制、建立在舉國體制上的資金保障和資源調配體系等。但是，對大規模傳染病這類巨災風險，我們在應對策略方面仍然有很多需要改進和完善的地方。

加強巨災風險治理和管理體系建設。巨災風險不同于一般風險，通常需要協調多方面力量進行應對，此次為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國務院臨時成立了聯防聯控機制。我們可以研究是否將這樣一種機制常態化，建立一個負責對各類巨災風險進行管理的綜合性部門，使巨災風險治理體系成為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加強全民預防體系建設。巨災風險不同于一般風險的一個顯著特征是：發生的概率不大，但造成的損失會非常大。因此，在風險發生后，受災體一方面難以擁有足夠的能力應對；另一方面也很難獲得來自保險公司的補償。所以，國內外已經形成的普遍共識是：對巨災風險最好的應對策略就是盡可能采取必要的防損和減損措施，將風險發生的可能性或風險造成的損失降低。對大規模傳染病風險也是如此。在預防體系建設方面，需要從全面健康意識培養和健康保障體系建設兩個方面入手，作出更多努力。

加強金融支持力度。從我國應對多次巨災的實踐看，大多是以政府的財政支持和救濟為主，包括此次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也是如此。巨災作為一種突發的系統性風險，無疑需要政府在組織應對方面發揮主導作用，但同時也給政府的財政帶來了巨大沖擊。并且某些救災支出從長期和全面的角度看，其科學性、合理性也存在質疑。在我們強調治理能力現代化和依法治國的今天，應該重視加強利用金融手段應對巨災風險。2015年非洲埃博拉病毒出現后，世界銀行就著手建立了一個大規模傳染病緊急融資機制（PEF），這是世界銀行與世衛組織、瑞士再保險等全球再保險公司合作開發的一種金融應對機制，以便于在大規模疾病暴發時能為受援國快速提供資金。

總之，我們應該將大規模傳染病視為一類特殊的巨災風險，對其從風險治理和管理層面加強研究，不斷提升我國應對巨災風險的能力，助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以上全文轉載自中國銀行保險報網

陳秉正博士，財新智庫高級研究顧問，現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教授、中國保險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保險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風險管理標準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金融學會理事、 中國金融工程研究會理事、中國水電工程風險管理研究會常務理事，The Journal of Risk Finance、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編委。

2020年03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