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下午，應廣東金融學院法學院院長張長龍的邀請，財新智庫高級顧問、中信集團監事長朱小黃博士在廣東省廣州市作了主題為《金融、法律與公平》的金融法治報告。報告開始前，廣東金融學院黨委書記李建軍向朱博士頒發聘書，聘請朱博士為廣東金融學院客座教授。

朱博士認為，法學研究應打通約束規范人的行為與約束行為之規范的依據之間的關系，而人的行為特點極其復雜，與行為科學、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生物學、管理學等都有深刻的淵源。因此，整個法律、法學的研究都應該提倡跨界，使法學的原理與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甚至各種自然科學融為一體，互為運用，方能通達漸進。朱博士強調，法學家應該具有運用其他學科成果來解釋法律原理、行為特征的能力，或者反過來經濟學家也應該具有運用法律原理解釋經濟金融等社會現象的能力。

朱博士以“重刑輕民的結構性缺陷”、“法律保障金融安全”、“金融法治與反欺詐”、“防御性決策、道德風險及逆向選擇的法律考量”四個議題闡述法學的跨界與通達。朱博士指出，第一，長期的重刑輕民已經在法律觀念和法律實踐中造成了法治結構的失衡，調整和糾偏不僅是法治質量和效用以及社會公正公平的實現問題，實際上也是國家治理結構的一個重要問題，值得法學家們思考。第二，金融法治體系的建設需要實現四個轉變：從規范金融從業行為為主向保障金融主體權益為主的轉變、從立法導向為主向司法保護為主的轉變、從過程控制向邊界維護轉變和從重點保護向平等權益轉變。第三，防范金融欺詐需要結合大數據和專業技術能力，建立起一套反欺詐系統，此外，金融反欺詐需要司法體系與民間的商業化專業機構通力合作。第四，在市場環境下，厘清一些市場行為的法律責任狀況從而引申出立法與司法的新的認識和原則是現代法學及行為研究和司法實踐的新課題。法治的本質是為人性與社會發展模式設定邊界并提供保護，而不能僅僅是行政權力的堅硬外殼。

接下來，朱博士介紹了蒙格斯近期研究成果——蒙格斯社會公平指數。朱博士首先指出，我國貧富差距日益增大，但過大的貧富差距無論如何都是沒有理由的，貧富差距處理不當會帶來經濟社會問題，應以差異推動社會進步，以公平抑制社會動蕩。蒙格斯社會公平指數以貧富差距指數為核心，綜合考量了法律的公平性、金融的公平性以及社會文化的公平性。朱博士指出，法律公平性影響了人們對社會公平性的直接感知，體現在政策及立法情況、犯罪率情況、社會治安狀況及司法公正情況和法律援助情況、權利救濟情況；金融的公平性對現代社會中居民的生活和生產具有重要的影響，主要涉及金融規模、金融效率、金融結構和金融創新及大眾對金融服務的獲得性等方面。

朱博士指出，若想以法律革新促進社會公平，要從以下四方面入手：首先，法律的演進要適應社會發展效率與公平的需求，實現從保護公權為主向保護民權為主的演進；第二，應實現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在市場主體和資本權益上的平等權利，平等即保護，這也是當前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之一；第三，要修補現行法律體系中重刑輕民的結構性缺陷，要由“重刑輕民”向“民事優先”的原則轉換；第四，應強化法律救濟功能，推動社會公平和信用的真實實現。從金融方面推進社會公平，政府應加大農村金融支持力度、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此外應鼓勵金融創新、改善金融結構，例行普惠金融，加大金融反欺詐的行政源投入。

最后，朱博士分享了近階段其對“不確定性”的思考。朱博士強調，不確定性是一切問題的起點，研究金融與法律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就是使人類社會自如地面對不確定性。但現狀而言，社會主流認知體系中，仍然缺乏在不確定性前提下認識事物的能力，依然不能發現問題源于信息的不確定性，仍然只盯住收益而不從負面逆向吸收錯誤的教訓。朱博士指出，對確定性的追求是一種思想誤區。傳統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的分野正在于對不確定性的理解和態度；國內經濟學研究與現代經濟學研究相差甚遠根本就在于對不確定性的理解，整個經濟管理都宥于對不確定性的認知程度而陷入窠臼。無法理解不確定性，是中國學界的硬傷。

朱博士倡導，社會運行和解決問題的方式要簡約，社會整體上也應從追求規模轉向追求價值。以簡單與小的模式獲得發展并減少風險的總量，這就是這個歷史時期應對不確定性、防范各種風險的絕招。

本文來源: 蒙格斯報告公眾號，轉載略有刪減。蒙格斯報告更多詳細信息及報告原文敬請關注https://www.mongoose-report.com/

2018年10月20日